真实事件改编，却让当事人饰演自己重演了一遍。庭审时架设摄像机镜头记录实况，可是导演却未甘于平直的记录，而是挑战纪录片原则主观向当事被告提出种种逼问，年轻的妈妈在这种逼迫中探究扮演与导演的关系，探讨虚和实的疆界。最后被冒充的大导演还出现在电影中，与冒充他行小骗、满足穷困生活的片刻希冀的苦闷影迷那些微的梦想，被阿巴斯故意破坏的音轨拉开了观众情绪上的投入感。无怪乎戈达尔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，年轻的妈妈终于阿巴斯，年轻的妈妈或许说的就是格里菲斯让电影脱实向虚，年轻的妈妈使得虚构乃至脱离现实的想象成为主流，但阿巴斯却用这部作品重新定义了电影本体虚与实的二元性，用叙事电影的技法演绎真实事件，从形式到结构都颠覆了想象。只是对于习惯了叙事电影声画节奏的观众来说，它过于絮叨、散碎，年轻的妈妈加上对波斯人的脸盲症，恐怕没有足够耐心都很难时刻都跟得上故事的节奏。